天博复旦教授新著进入历史书写的中古风景

　　天博东汉时期，皇帝、外戚、宦官和士大夫四大势力之间的反复对抗和冲突是历史的主线，最终以一场戏剧性的“献帝禅让”完成了王权更替。在新近出版的《带献帝去旅行》一书中，作者复旦大学徐冲教授对于传统历史书写中“汉魏革命”的解读，犹如一把冷静的手术刀，层层剥离，直抵其历史逻辑的核心；又像一柱从历史尽头回打的探照灯，激活史料，带领读者重新发现“汉魏革命”的意义，已远不止于易姓换代，更意味着整体政治秩序和国家理念的转换。

　　魏晋禅代之后，虽然西晋官方仍以曹魏为正统，情况却开始起了变化天博。陈寿《三国志》将魏、蜀、吴三国并置却为朝野精英所接受，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西晋灭吴完成南北统一，又为孙吴时代以敌国立场写下的诸多传闻之辞提供了流通舞台，使其逐渐进入主流视野。至永嘉南渡，在建康精英对中州往昔的频频回顾中，形势终至彻底倒转。习凿齿《汉晋春秋》发其端，范晔《后汉书》定其谳，我们目睹了曹魏王权在历史书写中的跌落；献帝本人则以一种戏剧化的悲剧形象，被献祭于这场迟到的“复仇”。

　　本书围绕“汉魏革命”和“北魏墓志”两大主题，对3-6世纪的中国史进行了多层次的探索。对于中古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墓志史料的分析，本书通过作者细腻的笔触和分析，带领读者回访历史现场，展现中国中古社会的独特景观。所谓“带献帝去旅行”，焦点并非献帝刘协个人的旅行体验，而是旅程本身的路径与风景。作者游走于文本的“表”“里”“内”“外”之间，力图从历史书写的多重束缚中解放“风景”，重现“盲音”。

　　徐冲天博，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专著《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2012）、《观书辨音：历史书写与魏晋精英的政治文化》（2020），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天博，杂文十余篇，译著、译文多种。主编《日本学者古代中国研究丛刊》及学术辑刊《中国中古史研究》。

　　从2008年博士毕业算起，成为一名“专业”的历史学者，竟然也有十五年的时间了。

　　这个身份赋予我能够栖身于大学教育机构经营学院生活的正当性与责任感，却也因了历史学的“返思”本质，对体制化的学者生涯始终抱有某种不安感。这种感觉持续而反复地出现在每年秋季学期复旦历史系本科生必修课“中国古代史（上）”的授课过程中。无论是深夜备课还是课堂讲授，我时常能体验到察觉历史路径的瞬间对人类心灵的直击。这种体验类似纳博科夫形容狄更斯小说艺术时的评价：虽然读书时用的是头脑，可真正领略艺术带来的欣悦的部位却在两块肩胛骨之间。可以相当肯定地说，那背脊的微微震颤是人类发展纯艺术、纯科学的过程中所达到的最高的情感宣泄形式（《文学讲稿》，申慧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第72页）。我逐渐明了这种历史学体验无法用“学术论文”的专业方式来完整地记录和表达，但它却可能是当年驱使少年的我投身于历史学研究的原动力之一。

　　大概是在这种情绪的作用之下，自2015年以来陆续撰写了若干小文章，尝试和更多并不具备专业身份的朋友分享自己的一些研究心得天博。特别要感谢陆灏先生和李纯一女士，允许这些文采全无的扭捏文字多次占用了《文汇学人》的版面，也因此得到了不少师友的肯定。主持“论衡”丛书的张钰翰先生鼓励我把这些文字结集，同时也收录其他一些已经发表的拉杂篇什，凑成了这本“杂拌儿”。书名“带献帝去旅行”本是书中一篇小文的标题，借用来隐喻全书的旨趣。对于作为文本的“历史”和作为事实的“历史”之间的关系，我向来抱持一种谨慎态度。后者一旦诉诸前者，就只能是带有特定目的的历史书写；而前者却是我们与后者之间唯一的桥梁。这一矛盾决定了站在时间的尽头回望，纵然是具备专业训练的学者，看到的也只是单调的风景天博。固然，连续的风景也可以构成故事，说不定也很有说服力。但有些人仍然怀抱奢望，妄想把风景从历史书写的多重束缚中解放出来。

　　这样的工作确实也只能是“奢望”。当年撰写小文《带献帝去旅行》时，感慨于各种文献中的“献帝”都戴假面而舞，在结尾处写到：搁笔之际，不禁玄想，若可造访过去，你希望去看看哪个历史时刻的献帝呢？我的答案是兴平二年（195）十二月庚申。在那个寒冷冬夜，东归的献帝朝廷于弘农曹阳亭为李莈、郭汜军所追及，惨遭屠戮。献帝一行狼狈爬下十余丈的黄河高岸，方得登船北渡。其余不得渡者甚众，争相赴水攀船，据说“船上人以刃栎断其指，舟中之指可掬”。面对一船公卿、后妃与残指，回望渐行渐远的高岸屠场，那个惊魂未定的少年天子，或曾有过转瞬即逝的本色流露。

　　文章发表后，承老友游逸飞兄告知，“舟中之指可掬”的场景也是化用了《左传·宣公十二年》书写晋楚之战的典故，不禁哑然失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