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博景观的含义_

　　天博每一景观都是人类居住的家，或者说是潜在的家。中国古代山水画把可居性作为画境和意境的最高标准。无论是作画或赏画，实质上都是一种卜居的过程（郭熙、郭思《林泉高致》）。也是场所概念（Place）的深层的含义。这便又回到哲学家海德歌尔的栖居（Dwelling）概念(Heidegger, 1971)。栖居的过程实际上是与自然的力量与过程相互作用，以取得和谐的过程，大地上的景观是人类为了生存和生活而对自然的适应、改造和创造的结果。同时，栖居的过程也是建立人与人和谐相处的过程。因此，作为栖居地的景观，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在大地上的烙印。

　　景中人和景外人看待景观是不一样的，前者是景观的表达，而后者是景观的印象。后者以一种走出景外看景的距离感和主客观分离的姿态来研究景观，导致了景观作为风景的艺术观，以及景观作为实证地理学的区域概念和系统概念的科学观，人文地理学及现象学则强调对景观的地方性的认识必须是人在景中的，Jackson(1984)对景观的理解正是基于此。他认为景观存在于人类的生活之中，而它不是人们观看的对象；景观是一种社会生活的空间，景观是人与环境的有机整体，这与实证主义的主－客观分离的观点是完全相反的；景观的评判是作为一个生活和工作的空间，而且是站在那些生活和工作其中的人的立场和角度来评判和认识的；所有景观都表达了一种理想，一种经世不衰的，在大地上创造天国的理想。

　　a.首先关于定位，它主要和空间的结构特征相对应，中国文化景观中的葫芦模式，如以穴位为中心的四神兽风水图式，便是一个传统中国人的空间定位模式。基于这一模式，中国大地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地方系统，或国土定位系统，在最大尺度上的定位结构是仰观天象、星座，地分经纬，以昆仑为祖山，长江、黄河、五岳为四至和环护，次级定位系统则围绕州府、县衙，辩龙山、龙脉，以分玄武朱雀，明朝山案山、水口，偶尔标以风水亭塔。都是在不同尺度上的空间定位座标，使栖居者明白其在天地中的位置，犹如座胎于母亲子宫中的胎儿，依偎于自然母亲的怀抱中，获得安宁的栖息(图10)。中国人的葫芦模式是一个栖居的模式，是一个基于农业生产方式的空间定位模式。林奇的点线面模式则给运动于景观中的人一个空间定位系统和参照，通过这些空间元素，形成整体城市的印象，指导人在城市中的运动。节点的向心性，道路的指向性以及空间的节奏和变化，都使场所的秩序感得以强化。

　　本文则从景观与人的物我关系及景观的艺术性、科学性、场所性及符号性入手，由表及里，揭示景观是审美的、景观是体验的、景观是科学的、景观是有含义的。

　　城市中的红线栏杆、籓篱城墙、屋脊之高下、门窗之取向，农村的田埂边界、水渠堤堰，大地上的运河驰道、边境防线，无不是国与国，家与家和人与人之间长期竞争、交流和调和而取的短暂的平衡的的结果，即Jackson所谓的政治景观（1984）。

　　而空间的特色则是由更为具体的物质成份及其状态所决定的，它具体描绘了构成空间的元素或成份，物体质地，光线色彩，形式等，形成地方特色的氛围。如哈尼族村寨景观中兰色的天空，白色的云，黑色的土地，墨绿色的森林，长着青苔的房顶，着红衣服的哈尼少女天博，赶着老黄牛回家的老人的吆喝声，竹筒饭的消香……。所有这些共同铸成了一个场所的特色和氛围。这些都形成了景观的地方个性天博，或地理性格。

　　景观（Landscape），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是一个美丽而难以说清的概念。地理学家把景观作为一个科学名词，定义为一种地表景象，或综合自然地理区，或是一种类型单位的通称，如城市景观、森林景观等（辞海，1995）；艺术家把景观作为表现与再现的对象，等同与风景；建筑师则把景观作为建筑物的配景或背景；生态学家把景观定义为生态系统或生态系统的系统（如Naveh, 1984, Forman, 1995）;旅游学家把景观当作资源；而更常见的是景观被城市美化运动者和开发商等同于城市的街景立面，霓虹灯，园林绿化和小品。而一个更文学和宽泛的定义则?quot;能用一个画面来展示，能在某一视点上可以全览的景象（Websters英语大词典，1996）。）尤其是自然景象。但哪怕是同一景象，对不同的人也会有很不同的理解，正如Meinig所说同一景象的十个版本（1976）。

　　场所由空间和特色两部分构成，也可理解为空间和资源特征。关于空间的结构的分析，一个是点--结--线--面模式，最典型的是Lynch的节点－标志－路径－边沿－区域模式（1969），和内--外（Outsider-Insider）模式。后者可通过底面、顶面、围合、豁口、边界等元素来分析，并通过向心性、指向和节奏来强化空间感。在中国人的景观认知模式中，场所现象的空间更象盒子中的盒子，无论是风水模式、中国画中的空间构图、宗教神话中的洞天福地，都体现了这种空间模式的存在，可把它称为葫芦模式（俞孔坚，1998）。点--线--面模式与葫芦模式是可以结合的，这种结合将更有利于我们对空间的把握。

　　在西方，景观一词最早可追溯到成书于公元前的旧约圣经，西伯来文为noff天博，从词源上与yafe即美(beautiful)有关。在上下文中，它是用来描写所罗门皇城耶路撒冷壮丽景色的（Naveh,1984）。因此这一最早的景观含意实际上是城市景象。可以想象，这是一个牧羊人，站在贫瘠的高岗之上天博，背后是充满恐怖而刻薄的大自然，眼前则是沙漠绿洲中的棕椰与橄榄掩映着的亭台楼阁宫殿之属。因此，这时的景观是一种乡野之人对大自然的逃避,是对安全和提供庇护的城市的一种憧憬，而城市本身也正是文明的象征。景观的设计与创造，实际上也就是造城市、造建筑的城市。

　　至此，文明社会关于景观（风景）的态度经过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转变的轨迹从逃避可怖的大自然而向往壮丽的城市，到设计与炫耀理想的城市，并把乡村作为城市的延伸和未来发展的憧憬，进而发展到畏惧城市、背离城市，而把田园与郊野作为避难之所，从而在景观中隐隐地透出对自然田园的珍惜与怜爱。

　　景观的这一审美内涵上的递变，也明显地反映在景观保护、设计、创造及管理的态度上。

　　但桃花源里人或者说内在人眼中的景观则另有一番含意，即景观作为一个栖居地的含意。

　　景观作为视觉审美对象的含意，一直延续到现在，但该词所包含的内涵和其背后所传达的人类审美态度，却经历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来源于文艺复兴时期对乡村土地的贪欲，即景观作为城市的延伸；其二则来源于工业革命中后期对城市的恐惧和憎恶，即景观作为对工业城市的对抗。1．2景观作为城市的延伸和附属

　　人们最早注意到的景观是城市本身，景观的视野随后从城市扩展到乡村，使乡村也成为景观（Cosgrove,1998，P70）。文艺复兴之前的欧洲封建领主制将人束缚于君权之下，人被系于土地之中，大自然充满神秘和恐怖，且又为人类生活之母，对土地的眷恋和依赖，使人如母亲襁褓中的婴儿。城市资本主义的兴起使人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土地的价值从生存与生活所必须的使用价值，转变为可以交换的商品和资源，人与土地第一次分离而成为城里人。新兴的城市贵族通过强大的资本勾画其理想城市，同时不断向乡村扩展，将其作为城市的附属。新贵族们想用理想城市的模式来组织和统领理想的乡村风景，实现一种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新秩序。而画家（更确切地说是资助画家们的新贵族）眼中的城市理想社会和人与自然新和谐的理想城市是严格几何的、纪念性的和完全基于透视学的。理想城市模式与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一样，遵循了严格的比例关系和美学原则。而景观作为城市的延伸，也被用同样的审美标准来设计和建造，因此有了以凡尓塞为代表的巴洛克造园。

　　PALIGN=LEFTFONTCOLOR=#006699SIZE=-1景观作为视觉美的感知对象，是基于物我分离的基础之上的，即人作为欣赏者。但同时，人在景观中寄托了个人的或群体的社会和环境理想。陶渊明的桃花源也正是这样意义上的景观，武陵人眼中的桃花源是中国士大夫的社会和环境理想的典型。

　　城市的龙山或靠山，村落背后的风水林，村前的水塘，房子后门通往山后的小路，还有梯田和梯田上的树丛，甚至是家禽、家畜、蔬菜、瓜果，都是千百年来人与自然力相互作用、取得平衡的结果，是人们对大自然丰饶的选择和利用，也是对大自然的刻薄与无情的回避和屈服。桃花源的天人和谐景观并不是历来如此，也决非永远如此，正是在与自然力的不断协调过程中，有时和谐，有时不和谐，最终自然教会了人如何进行生态的节制，包括如何节约土地和水，保护森林，如何选地安家，如何引水筑路，如何轮种和配植作物，懂得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孟子·梁惠王）；懂得仲冬斩阳木，仲夏斩阴木（周礼·地官）。

　　场所(地方)是人与自然秩序的融合，是我们对外部世界的体验的最直接、最具体的中心，与其说场所是通过其地点、属性或者社区所定义的，不如说它们是通过人在特定场合下的体验所定义的（Relph,P141）。场所在英文中的含意与发生，产生（Take place）相联系，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和文化中关于世界创生的传说都是把混沌无秩作为世界前的状态。当天地分开，晦明有秩，日月星辰，山川河流，鸟、兽、人文开始成形之时，便有了场所。所以场所使无变为有，从无秩走向有秩，所以场所的形成在于对世界的组织，将世界分化为性质上各有区别的独特的中心，并使其有结构以反映和引导人们的体验。而要获得场所，感觉到场所的存在，则依赖于人的体验，这决定于两个方面：即：定位和认同，前者说明人是否感觉到以某地方为中心或节点的秩序的存在，后者则表明人自身秩序是否能与客观的秩序发生共鸣与和谐。如果两者是肯定的，则场所是有意义的，或者说是有场所感的。否则，要么是在空间和茫茫宇宙中人不知所在，无所适从；要么所从不适，而茫然不知所去天博，这便是场所感的丧失（Placeless）(Relph，1976)。

　　景观作为人在其中生活的地方，把具体的人与具体的场所联系在一起。景观是由场所构成的，而场所的结构又是通过景观来表达（Norberg-shulz ,1979,P8）。与时间和空间概念一样，场所（地方）是无所不在的，人离不开场所，场所是人于地球和宇宙中的立足之处，场所使无变为有，使抽象变为具体，使人在冥冥之中有了一个认识和把握外界空间和认识及定位自己的出发点和终点。哲学家们把场所上升到了一个哲学概念，用以探讨世界观及人生（Casey,1998;Heidegger，1971）；而地理学家、建筑及景观理论学者又将其带到了理解景观现象的更深层次。对场所性的理解首先必须从场所的物理属性，主体人与场所的内－外关系，以及人在场所中的活动，无所不在的时间，四个方面来认识.这四个方面构成景观作为体验场所的密不可分的整体。

　　景观作为视觉美的含意的第二个转变，源之于工业化带来的城市环境的恶化。工业化本身是文艺复兴的成果，但至少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在欧洲和美国各大城市，城市环境极度恶化。城市作为文明与高雅的形象被彻底毁坏，相反成为丑陋的和恐怖的场所，而自然原野与田园成为逃避的场所。因此，作为审美对象的景观也从欣赏和赞美城市，转向爱恋和保护田园。因此才有以Olmsted为代表的景观设计师（Landscape Architect而非Gardener）的出现，和景观设计学( Landscape Architecture而非Gardening);因此才有以倡导田园风光为主调的美国城市公园运动，和以保护自然原始美景为主导的美国国家公园体系；因此也才有霍华德那深得人心的田园城市和随后的田园郊区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