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博语言艺术的基本特征十篇

　　天博1.以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为依据，可以将艺术分为时间艺术(音乐、文学等)、空间艺术(绘画、雕塑等)和时空艺术(戏剧、影视等)。

　　2.以对艺术作品的感知方式为依据，可以将艺术分为听觉艺术(音乐等)、视觉艺术(绘画、雕塑等)和视听艺术(戏剧、影视等)。

　　3.以艺术作品对客体世界的反映方式为依据，可以将艺术分为再现艺术(绘画、雕塑、小说等)、表现艺术(音乐、舞蹈、建筑等)和再现表现艺术(戏剧、影视等)。

　　4.以艺术作品的物化形式为依据。可以将艺术分为动态艺术(音乐、舞蹈、戏剧、影视等)和静态艺术(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等)。

　　5.从本质上讲，艺术作品就是以物态化的方式传达出艺术家的审美经验和审美意识。因此，按照艺术分类的美学原则，应当把艺术形态的物质存在方式与审美意识物态化的内容特征作为根本的依据，将艺术分为五大类别：即造型艺术、实用艺术、表情艺术、语言艺术(文学)综合艺术。

　　1.绘画(l)绘画是一门使用一定的物质材料，运用线条、色彩和块面等语言，通过构图、造型和调色等手段，在二度空间(平面)里创造出静态的视觉形象或情境的艺术。绘画在造型艺术中处于基础地位。

　　绘画艺术的种类，根据使用材料的不同，可分为中国画、油画、版画、水彩画、水粉画等;根据表现对象的不同，可分为肖像画、风俗画、风景画、静物画、历史画等;根据作品形式的不同，可分为壁画、年画、连环画、宣传画、漫画等。

　　2.雕塑(1)雕塑是一门直接利用物质材料，运用雕刻或塑造的方法，在立体的空间(三度空间)中创造出具有实体形象艺术品的艺术。

　　3.摄影(1)摄影是指采用摄影手段塑造可视的画面来反映生活、表现主体审美情感的艺术。摄影特别注重纪实性，画面构图、光线和影调是它的独特的造型手段。

　　摄影艺术包括新闻摄影、人像摄影、建筑摄影、风光摄影、静物摄影、生活摄影、舞台摄影等。

　　(2)摄影艺术的基本特征①高度的纪实性;②主题的创造性;③光与影的结合。

　　4.书法(l)书法是以线条组合、变化来表现文字之美的艺术形式，它主要通过用笔、用墨、结构章法、线条组合等方式进行造型和表现主体的审美情操。书法主要有篆书、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等书体。

　　1.建筑(l)建筑是一种实用与审美相结合，以形体、线条、色彩、质感、装饰、空间组合等为艺术语言，建构成实体形象的造型与空间艺术。

　　(2)建筑根据社会需要可分为民用建筑、公共建筑;根据人们的审美需要可分为园林建筑、纪念性建筑等。

　　(3)建筑的基本特征①造型的形式美追求;②环境的人格化体现洞多重的象征性意味。

　　2.园林(1)园林是指利用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所创造的景观，它利用技术和艺术，凭借山水、花木、建筑等组合成为实体形象。园林在广义上是建筑艺术的一种类型。

　　园林艺术的类型，从世界范围看主要有三种，即欧洲园林、阿拉伯园林和东方园林。东方园林以中国园林为代表。

　　3.工艺与设计艺术(1)工艺是指既具有审美特性、又具有较强的物质特性，既表现出审美价值、又可以体现一定实用价值的造型与空间艺术。

　　(2)设计艺术：设计艺术是工业革命后在国际上兴起的一门交叉性应用学科，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①产品设计;②环境设计仍视觉设计。

　　(3)工艺与设计艺术的基本特征①实用与审美;②物质与精神;③技能与创造。

　　1.音乐(l)音乐是以人声或乐器声音为材料，通过有组织的乐音在时间的流动中创造审美情境的表现性艺术。音乐以旋律、和声、配器、复调等为基本手段，以表达人的审美情感为目标，具有较强的情感表现力。其中旋律是表现力的因素。

　　音乐可分为声乐和器乐。声乐可分为男声、女声和童声，以及高青、中音和低音;从歌曲角度可分为颂歌、抒情歌曲、叙事歌曲、进行曲等。器乐可分为：弦乐、管乐、弹拨乐、打击乐等。器乐作品可分为序曲、协奏曲、交响曲等。在演奏(唱)方式上有独奏(唱)、合奏(唱)、重奏(唱)、齐奏(唱)等。

　　2.舞蹈(1)舞蹈是以人体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运用节奏、表情、构图、造型等要素，创造形象和表现情感的艺术样式。

　　舞蹈的品种有民族舞、民间舞、古典舞、现代舞等;按出场人物的数量可分为独舞、双人舞、三人舞、群舞等。

　　1.语言艺术，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和影视文学等文学是以语言或文字符号作为物化手段的一种特殊艺术形式。文学语言是指加工提炼了的人民口头语言和书面文字语言。主体通过对语言的审美把握来塑造艺术形象，表现思想感情。

　　1.戏剧与戏曲(1)戏剧是指以舞台演出为存在形式，以演员的动作和声音为主要表现手段，为观众当场表演故事的艺术样式。

　　戏曲是中国传统的戏剧形式，它既具有戏剧的一般特点，又具有独特的表现手段和审美特征。戏曲将表现审美意境作为的艺术追求，唱、念、做、打是其主要的表现手段。程式化、虚拟性是戏曲的主要审美特征，体现出高度的综合性。

　　戏剧的分类，按其矛盾冲突的性质的不同，可以分为悲剧、喜剧和正剧;按其容量大小，可以分为多幕剧、独幕剧;按其表现手段的不同，可以分为话剧、歌剧和舞剧。中国戏曲种类繁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剧种主要有京剧、昆曲、豫剧、越剧和黄梅戏等。

　　(2)戏剧艺术的基本特征①综合与多样是戏剧的表征;②演员行动是戏剧的基础;③矛盾冲突是戏剧的核心。

　　2.电影与电视(1)电影是将艺术与科学结合而成的一门综合艺术，它以画面为基本元素，并与声音和色彩共同构成电影基本语言和媒介，在银幕上创造直观感性的艺术形象和意境。画面、声音和蒙太奇是电影的主要艺术语言和表现方法。

　　电视属于大众媒介，既有传播新闻信息的功能，同时也有艺术的功能和娱乐的功能。电视艺术与电影在审美特征上有很多相似之处，既是综合艺术，又是现代科技的产物，同时又具有独特的审美特征。

　　电影的主要样式有故事片。纪录片、科教片、美术片等，其中作为电影艺术最主要样式的故事片又可作进一步划分。

　　中国声乐艺术从古老走向现在，虽然累积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践资源，但是尚缺乏系统分析和逻辑阐述。尤其当下社会呈现出多元的文化格局，中国声乐艺术也出现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和演唱技巧。因此，完整地表述中国声乐艺术的理论体系就会出现相应的困惑和模糊。鉴于此，文章梳理了中国声乐艺术范畴的概念，论述了厘清中国声乐艺术范畴的必要性和缘由，并对中国声乐艺术的范畴及其表征做了较为详实的论述。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声乐艺术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涌现出具有专业水准的部级声乐表演艺术团体、专门培养声乐艺术表演和教育人才的音乐学院，并有规划地组织相关人员梳理和发掘传统的民族声乐艺术资源和宝贵的声乐史稿，通过与欧洲先进声乐文化体系的沟通和学习，建立了完备、健全的中国声乐艺术体系。从已经取得的声乐艺术研究理论成果来看，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音乐艺术领域，而对于声乐艺术理论的整理相对贫乏。因此，笔者在对中国声乐艺术的范畴进行界定之前，有必要对前人的研究结果做一下简单的介绍。

　　“范畴”属于哲学概念，最早出自希腊文。“范畴”是表征客观事物特征和内在联系的哲学术语，是人类逻辑思维的理性表现形式，是人们对事物之间相互联系和事物本质属性的提纲挈领。在哲学发展历程中，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对范畴做了最初的全面阐述和系统研究，并将其定义为是对事物存在状态的不同层面进行整理归纳的学术概念。范畴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随着人们知识的不断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范畴的能指和所指范围也在变化和扩大，因此，对范畴的研究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中国的音乐文化艺术在遥远的古代就已经积累了丰厚的史料，在《乐记》《唱论》等古代音乐史书中都对音乐表演的基本特征和审美属性有过详实的论述。但是相对西方音乐历史完备的理论体系和几百年的文化沉淀，中国声乐艺术的理论发掘显然有些滞后。进入近现代社会以来，随着中国声乐艺术在实践中累积了大量的表演经验和理论成果，声乐艺术研究者发现在界定“中国声乐艺术”这个概念时，容易出现歧义和模糊。对于中国声乐艺术范畴的理解既关涉科学的定义、客观的解释，同时又在声乐艺术发展的现实和历史中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只有对中国声乐艺术范畴的指涉内容和层次问题做出清晰、有效的回答，才能以更为坚实的理论背景和高蹈的理论视域来透视中国声乐艺术范畴的本质特征。

　　梳理中国声乐艺术发展过程中各个时期的表现特征，对于声乐艺术范畴的切入可以从以下三个时期进行考察：第一阶段：20世纪40年代，中国声乐艺术经历了漫长复杂、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一直以来，对于中国声乐艺术的唱法有着各种不同观点的碰撞和融合，其争论和发生歧义的焦点是传统民族唱法与欧洲声乐唱法的矛盾。如何与欧洲声乐唱法取长补短、相互借鉴，并在此基础上搭建中国声乐艺术体系是问题的核心。第二阶段：20世纪50年代，上升为关于中国声乐艺术范畴的探讨。在欧洲声乐体系的冲击下，中国声乐演唱界出现了当时较为轰动的“土洋”之争，这些争论并没有提升到理论层面的讨论，也没有对“范畴”一词做出具体的论述，但是可以将此作为中国艺术范畴研究的初始阶段。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关于中国声乐艺术根本性质的讨论又甚嚣尘上，讨论主要集中在以“民族唱法”界定中国声乐艺术的唱法是否合理。这一时期为了给各种歌唱比赛的评审工作提供便利，中国声乐演唱界采取以演唱技法作为分类的标准，依据不同的演唱风格、表现形式和声音发声技巧，将演唱划分为美声演唱、民族演唱和通俗演唱三种类别。目前，不管是表演界的歌唱艺术家还是从事教学工作的声乐教育工作者，都已经约定俗成地将这三种唱法作为中国声乐艺术的范畴内容来认识。对于中国声乐艺术范畴的界定由此就更加清晰了。声乐教育家、天津音乐学院声乐教授石惟正在《中国民族声乐的范围、结构及其发展方向》一文中写道：“以民族传统唱法为基础，吸收西欧严肃音乐唱法的科学成分，从而能够融中外古今、民族差异、地方特色为一炉的具有广泛包容性与适应性的一种专业化的歌唱学派。”这段文字表述中虽没有对中国声乐艺术的范畴做出盖棺定论的解释，但是可以看做是中国声乐艺术范畴阐述的初露端倪。在此学术基础上，对于中国声乐艺术范畴的界定逐渐明确和严谨，以下是声乐理论学者对这一问题比较完整的论述：上海音乐学院著名声乐教育家周小燕认为，中国声乐艺术与欧洲声乐唱法有着一定的差距，又不同于传统的曲艺、各地方戏曲演唱和我国少数民族的民歌，它是在融合各种唱法优势基础上的一种综合的演唱艺术。声乐教育家刘朗在《声乐教育手册》中这样阐述自己的观点：中国声乐艺术是以中国民族文化为土壤，以本民族语汇为基石，以科学的发声原理为准则，并有着鲜明的民族色彩和曲调，代表着中国广大受众的审美趣味和习惯的演唱艺术。声乐教授李晓贰在其著作《民族声乐演唱艺术》一书中指出，目前中国的声乐艺术从宏观的角度观察，主要涵括了我国传统的戏曲、曲艺和民歌三种形式的演唱风格，也包含了欧洲唱法、歌剧唱腔和新的民歌唱法等。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演进，中国声乐艺术步入更加丰富和多样的局面。21世纪中国声乐艺术在艺术表演、教育培训、理论探索和作品挖掘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和进步，中国声乐艺术以更加宏阔的眼界和理性的姿态重新审视目前的声乐艺术范畴。针对21世纪中国声乐艺术呈现的诸多发展趋势和特征来进行归纳，对中国声乐艺术范畴的诠释也更加脉络清晰、涵盖全面。石惟正在2003年天津音乐学院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上，对中国声乐艺术范畴的定义提出自己的视角和论点，他指出：“以中华儿女熟悉、喜爱的母语文学以及音乐语言表达中华民族的思想、感情的声乐作品及其表演，就是中华民族的声乐艺术。换言之，用中华民族的一种语言和风格，以声乐形式表达民族思想、感情的艺术种类就是我们的民族声乐。”

　　首先，中国声乐艺术是集演唱和语言为一体的综合艺术表演形式，演唱和语言相互浸淫和渗透，二者在声乐艺术中扮演着缺一不可的角色。形象鲜明的语言符号能够清晰地囊括声乐演唱艺术所表达的意义和内容、塑造成功的典型艺术形象、烘托音乐氛围，是使声乐演唱具备艺术震撼力的重要组成元素。汉语言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母语，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歌词构成毋庸置疑是以汉语言为养分的。汉语言是在声调和韵律的基础上构建的符号系统，具有表情的功能，并具备与音乐形式相近的某种音律的特质。因此，中国声乐艺术从创作到表演都要考虑汉语言的表情功能。简言之，声乐创作在歌词的选择上要依据汉语言的特殊规律；音乐创作的旋律要契合汉语言发音的习惯；在声乐表演中，要关注歌词发音的正确、吐字的清晰，以及声调与韵律的有效结合。中国声乐艺术在传统和现代的切换与衔接中，汉语言是其始终不变的创作和演唱的基石，这是中国声乐艺术范畴最为根本的特征。其次，从中国声乐艺术的总体风格来看中国声乐艺术的范畴表征，其风格的界定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民族音乐传统和当下音乐特征相融合而形成的艺术演唱风格。所谓“演唱风格”，是指表演者在演唱声乐作品时根据作品一度创作中的艺术形式、表达意涵和审美趣味，通过演唱的二度诠释所呈现出的中国声乐艺术独特的演唱技巧和表演品质，其中包括发声润腔和表演时的肢体语言、表情体态。世界各民族的唱法都有代表本民族艺术传统的表演风格、发声方法，即“演唱风格”。另外，西方美声唱法的引入和普及，对中国声乐艺术起到了优化和促进作用，并融入到中国声乐艺术的演唱形式中，使其展现出新的特质，形成了民族音乐传统和当下音乐特征相融合的范畴表征。二是民族音乐传统和当下音乐特征相互影响下的中国声乐艺术的创作风格，歌曲创作者在声乐创作的过程中选用的是传统音乐创作的技术手段（调式调性、和声旋律）和传统声乐艺术风格的展开方式，以及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音乐创作手法。“如《我爱你，中国》《长江之歌》《黄河颂》等，它们的音调和语言是从整个中华民族风格群体中提炼出的共性，对外国人来讲则是特性，是中华民族统一的、代表性的特征，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大气派，我们称之为民族综合风格。这个风格处于我国民族声乐这个建筑物的最高层，但它绝不是空中楼阁，它的营养源泉和根基依然在于建筑物中下层的地方风格中。”①再次，中国声乐艺术范畴的审美特征是现代审美与传统审美精神的结合。声乐艺术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中一直占有一席之地。在几千年传统美学的熏陶下，中国声乐艺术形成了“声、腔、气、韵”等独具特色的审美表征。传统民族声乐艺术与西方美声唱法融合后形成了传统和现代融会贯通的审美特征，即以“情”为审美内涵、以“字正腔圆”为审美标准、以高亢明亮的音色为审美偏好，并创造性地发明了“润腔”的歌唱技巧。当代中国声乐艺术在传统审美习俗“真、善、美”的创作理念上不断延展，具备意蕴丰富的民族气息、审慎严谨的歌唱技巧和个性张扬的时代风貌。最后，以传统的标准审视当下中国声乐艺术的范畴特征未免有陷入僵化的可能，在当代世界多元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下，中国声乐艺术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已经超出以往任何时代。在传统文化和世界多元文化的交织下，中国声乐艺术可以界定为以汉语言为源头的母语性、以传统演唱和西方美声唱法融合的风格特征，以及多元审美元素相借鉴的艺术形式。

　　在戏曲艺术蓬勃发展的今天，行当艺术发展日益成熟，如京剧四大行当中的表演角色具有各自不同的表演特征，人物的个性与性格也各不相同。这些多样化的戏曲行当角色共同成就了别样的戏曲表演艺术风格。为了从整体上提升戏曲表演的艺术效果，就必须要结合某一行当角色特征，做好其表演艺术的专项研讨。

　　在整个戏曲表演艺术当中，旦角这一行当角色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同时在提升整体艺术表现效果方面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其本身具有各具特色的表演风格以及多样化的表演流派，相应的表演演唱技艺也多种多样，既可以展现出大众化、生活化的花旦人物形象，也可以将悲剧和喜剧等不同类型的戏曲艺术都表达得淋漓尽致、生动形象，这样更有利于提升整体的戏曲表演艺术效果。由此可知，旦角在戏曲表演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一）台步技巧的艺术特征台步是戏剧领域当中最基本的一种程式，也就是所谓的“走身架”，是旦角等不同行当角色表演中最基本的一种脚步行动艺术。在戏曲人物形象塑造期间，台步技巧的运用是否得当会对形象塑造以及整体表演效果产生直接影响。但是不同行当角色人物形象的台步具有不同的表演特征，并且旦角人物的性格、年龄与环境等相关因素也会对台步的具体表现产生直接影响。比如，正旦这个角色，以中年女性表现为主，相应的台步要展现出稳健这一表演特征；闺门旦角则以年轻少女形象为主，台步表演中需要展现出温柔、细腻的艺术特征，并且本身的步距也相对比较小；武旦角色以女将角色为主，台步表演中需要展现出流畅、迅捷、灵敏、刚劲等基本特征。此外，在不同地区的戏曲表演中，旦角台步也会展现出不同的表演特色，如琼剧当中旦角台步中包含着南方地区的一些风格与特色。基于此，对于戏曲旦角表演者而言，需要对相应戏曲项目本身的社会环境特征以及人物角色的性格特征等进行充分分析，在此基础上科学地确定台步，展现台步表演艺术特色，力求可以更加生动地展现戏曲艺术魅力。

　　艺术不但拒绝任何符号性的规定，而且没有任何直觉性的内涵。假如承认艺术的对象是人的生命情感，那么，直觉便不是企及艺术的生命情感的中介。因为直觉是人的生命意志直接对某种东西的觉悟。它既不需要符号性的概念、观念，也不求助于象征性形式。它在语言上依存指使性语言对生命意志的审美指使。在指使性语言中，能指与所指完全同一，无需音响形象与指称实体间的听说活动、视觉形象与指称实体间的读写活动的介入。直觉者即被直觉的对象本身。审美中物我两忘的境界，就是因为审美直觉语言的指使性所致。指使语言将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间距取消融合一体，此外并不产生艺术形式之类的东西。只要在直觉中有任何附带物如艺术形式的流出，直觉者就还没有进入真正的直觉。直觉在审美活动中创造的，除了直觉者本身的心境外没有别的。在把直觉同知觉相差别的时候，克罗齐阐明了直觉的这种直觉者与直觉对象合一的根本规定性。他说：“对实在事物所起的知觉和对可能事物所起的单纯形象，二者在不起分别的统一中，才是直觉。在直觉中，我们不把自己认成经验的主体，拿来和外面的实在界相对立，我们只把我们的印象化为对象(外射我们的印象)，无论那印象是否是关于实在。”9）不过，直觉者在直觉中，一旦还有外化自己的印象的活动，他就还没有进入直觉状态。克罗齐的直觉观念，同知觉、感受相差别又相关联。在他看来，直觉必须有表现，直觉就是表现，“必须以某一种形式的表现出现，表现其实就是直觉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10）正是由于直觉中的表现或形式的出现，把直觉与感受相差别。诚然，艺术不能没有形式，也不能不要表现，但是，如果直觉者在直觉中还想到如何表现、如何将印象化为对象，直觉在此意义上，还有前知性的性质，还未完全脱离知觉的规定性。实际上，直觉区别于感受的地方，不在于是否有形式，而在于两种活动背靠不同的存在本源。直觉是人在生命意志的指使下，直接把人推入存在的活动。感受的本源来自生命情感。直觉所成就的，只是直觉者这个形式本身，或为人的审美存在本身。直觉者在直觉中，其生命意志同直觉对象融合无间。任何对形式、意象、表现的意识，都将阻止直觉活动的发生。与克罗齐把直觉同知觉、概念的区别相比，苏珊·朗格却无明于直觉和它们的根本不同。

　　在她看来，人通过逻辑性的直觉释读艺术符号的意义。直觉为洞察复杂整体的过程，它发现形式。这种在对直觉的意识中赋予理性的规定，同朗格将艺术定义为一种符号形式的创造相关。因为符号恰恰是理性的言说方式。

　　不过，无论苏珊·朗格的艺术定义还是克罗齐的“艺术即直觉”的规定，都涉及到艺术的形式性内涵。事实上，艺术在艺术书写、艺术接受、艺术本文中内在一贯的正是它的形式性。不仅如此，这种形式还有象征性。只有形式的东西如地图，不是艺术。“在艺术中一切都是象征的，因为一切都是形象的。但是如承认象征可分离独立，一方面是象征，一方面是所象征的东西，我们又回到理智主义的错误了。”11）象征的这种特性，克罗齐把它当作艺术的唯一基础。但对于克罗齐言，象征只是在与表现同义的意义上才成为艺术的一个规定性，而不是艺术语言的根本特征。

　　克罗齐的艺术即直觉、直觉即表现的思想，主要是从艺术语言的角度审视艺术。对这些观念的相关性直观而非差别性直观，是克罗齐阐释艺术内在性的认识方式。无论艺术、直觉、表现之间的相关性多么紧密天博，但其差别性远胜于它们的相关性。既然艺术不是物理的事实，不是功利、道德实践活动，不是概念知识，那么，艺术在什么意义上能说成是直觉呢?依据什么直觉又过渡为表现呢?只要将直觉、表现理解为意识生命体的、同概念认识相区别的心理的、一种认识活动而不同于传达，这就会导致艺术与艺术书写、艺术接受及艺术本文无关的结论。当然，艺术同它们不是没有差别，但它们却是艺术的现象。避开这些艺术现象，人就无法企及艺术家的心理和企及规定艺术家差别于形上家、宗教徒的精神样式本身。

　　关于艺术这种精神样式，到此为止，我们指明了艺术的非符号性和非直觉性。苏珊·朗格以符号解明艺术和克罗齐以直觉定义艺术，主要是对于艺术语言的反思。然而，直觉却是审美的语言特征，符号是科学与形上的语言规定性，两者同艺术并没有内在的关联。在语言上，艺术和伦理有着根本的相关性，虽然艺术语言是感觉性象征性的，伦理语言是感受性象征性的。艺术和伦理，一同构成感性文化的两种样式。

　　艺术不但在对象、语言上同形上、宗教有别，而且在使命上也有独立的差别规定性。正是艺术唯有的对象、语言、使命的差别性，决定它作为一种承受在上的普遍自我的精神样式的个别性。克莱夫·贝尔的艺术定义，恰好是从艺术使命方面着手阐发一切艺术作品的共同性。

　　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这便是贝尔的艺术定义。“在各个不同的作品中，线条、色彩以某种特殊方式组成某种形式或形式间的关系，激起我们的审美感情。这种线、色的关系和组合，这些审美地感人的形式，”即是“有意味的形式。”12）值得注意的是，贝尔的艺术定义内含两个方面，一是艺术的形式性，一是艺术的有意味性。艺术形式必须有意味，即能唤起我们的审美感情而不是传达某种思想和信息。后者被贝尔归为“叙述性绘画。”13）艺术品与非艺术品的差别，就在于它们的形式是否有意味，在于这种形式是否触动我们的审美感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原始艺术才是非叙述性的。其中，没有精确的再现，没有为再现而在技术上的装模作样，唯有打动人的生命情感的有意味的形式。14）既然艺术中没有叙述性的成分，那么，所叙述的对象就不再是艺术家表现的对象。换言之，按照贝尔的艺术定义，艺术并不以再现为特征。“再现往往是艺术家低能的标志。”15）因为创造不出能唤起审美情感的形式，所以，再现型艺术家只有在创作中借助再现现成的生活情感。要是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中始终想到再现的对象和再现的技巧，艺术创作就不再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而“任何为了追求在一个作品中再观现实所做的努力都会相应地减少那个作品的艺术价值。”16）艺术不以现实生活情感为本源，艺术的本源必然就在人的存在本源中，在创造者的生命情感中。被创造的形式能够唤起艺术接受者的审美情感，乃是由于这形式表现了艺术创造者内在的生命情感。“有意味的形式把其创作者的感情传达给我们，而‘美’则不传达任何东西。”17）人在审美状态中，早已忘记了生命情感的表现问题，即作为人的存在本源之一的生命情感已后景置入心理意识中，前景开出的只是那同审美对象相交通着的生命意志本身。但是，艺术接受者面对艺术作品时，他首先是通过作为中介的艺术形式被艺术家的生命情感所感动，即艺术家的情感激起艺术接受者的情感。艺术欣赏由此成为一种情感交流的活动。艺术创作者与艺术接受者之间的情感交流，借助艺术本文的形式得以达成。或者说，艺术形式将两者的生命情感关联起来，生成由作者、读者、本文构成的艺术世界。艺术家情感的表现和接受者情感的激起，都是随从他们的感觉。纵然我们无法感觉到艺术家的感觉，但我们能感觉艺术家感觉的对象化形式。而情感的在场方式，除了伦理的感受外，便是艺术的表现。难怪贝尔认为：一切艺术问题，都同某种特殊的感情相关，而这种感情在形式中才被知觉到。

　　“有意味的形式”所表现的艺术家的审美感情，还是“对终极实在的感情。”18）艺术家用线条、色彩的组合，表达自己那以本身为目的的终极现实的感觉。但这种终极实在究竟是什么?贝尔解释道：终极实在是在事物表象后面给予不同事物以不同意味的某种东西。如果我们把贝尔的艺术定义同他关于宗教的观念联系起来，那么，他所说的“终极实在”，正是一个非世俗的、非物理的精神世界。艺术为宗教精神的宣言。19）不过，艺术、宗教和形上一样，尽管它们都是人的超我意识承受在上的普遍自我或“终极实在”的精神样式，但其承受方式的不同决定了三者的根本差别。这种差别体现为：形上以原初观念承受普遍观念背后的终极信仰，艺术以原初形式承受普遍形式背后的终极信仰，宗教以原初信仰承受普遍信仰背后的终极信仰。艺术、形上、宗教，都是个体生命对终极信仰的个别承受，因而，由它们开启的真理，永远是有限的。

　　克莱夫·贝尔的艺术定义，在指明艺术的形式性、艺术同人的审美感情的相关性以及艺术表现终极实在这三点上，构成它在20世纪现代艺术理论中备受欢迎的原因。但是，这个定义并未开出：艺术语言的个别性、艺术所表达的审美感情同伦理感情的差别和艺术这种精神样式在承受普遍终极实在过程中的独特性。艺术家和艺术接受者以什么方式进入艺术作品，贝尔的艺术定义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沉默了。当然，这里并不是指艺术创作和艺术接受两种活动中所涉及的技巧问题，因为以精神样式为特征的艺术，已经超出了技术层面所给与的存在根据。何况任何技术的运用，无不是在其运用者的艺术信念指导下达成的。是艺术家以及艺术爱者关于艺术的信仰，趋使他们创作、接受一件独特的作品。这样，追问艺术活动(艺术创作、艺术接受)和艺术本文(艺术品、艺术家)之中所隐匿的艺术根源，乃构成艺术这种精神样式自我开启的必要责任。

　　“艺术是艺术品和艺术家的根源，”20）也是艺术活动的根源。没有艺术，艺术本文和艺术活动便丧失根据。但是，艺术的根源何在呢?艺术同形上、宗教这两种精神样式的差别性是什么呢?既然艺术为艺术本文、艺术活动的根源，那么，关于它们的追问就不再是发现艺术性的途径。艺术的根源，只能在它们之外、在同形上、宗教的相差别中、在作为意识生命体中的超我意识与普遍自我的相关性中被给与。艺术的这种在先于艺术本文、艺术活动的特性，我称之为艺术的先验性。21）在此意义上，价值逻辑论的艺术论，在根本上是一种先验艺术论。它考察艺术之为艺术的根据及其同形上的、宗教的根据的差别。

　　先验艺术论是关于艺术的内部言说。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外部深入艺术，在横向面上同伦理、在纵向面上同形上、宗教的比较中展开关于艺术的外部言说。艺术的先验性，既承诺艺术在精神样式中同形上、宗教的差别，又规定在感性文化中和伦理这种学问形态的相异。4、艺术与伦理的差别

　　为什么任何时代的先锋艺术都与那个时代的精神相抵牾?其原因内含在艺术与伦理的差别性中。在对象上，艺术展示彼岸化的生命情感，伦理直接根源于现世生命情感。艺术爱者从艺术形式中感觉到的生命情感总是同现实伦理生活有距离，甚至有的艺术形式完全和日常情感形式无关，这是由于艺术对象的先验性所决定。艺术远离、升华现实的生命情感，为的是在平庸现实中生起另一种理想的生命情感图景。艺术利用幻觉、意象、简化、变形等手段展示艺术家独有的感觉，目的在于向艺术爱者给出情感的非日常向度。但是，伦理感受的生命情感，深深根植于人伦之爱。这种情感，伴随任何人而来，无需创造性的想象力。因伦理情感的对象是现成性的亲人、情人和友人。这些对象存在于伦理爱者的周围，没有必要通过象征展示出来。只要是人，就有根源于血缘肉身的亲情、肉身与精神同根的爱情和以纯粹精神为基础的友情。

　　在语言上，艺术与伦理都属于象征性语言的范畴。无论是个别语词还是由个别语词构成的整体语境、文境，在艺术、伦理的言说中都获得了象征性的涵义。这时，“部分篡夺了整体的地位——的确，部分不仅变成了而且就是整体。”22）“整体的每一部分就是整体本身；每一个样本即等于整个的种。部分并不只是表象整体，样本也不只是表象它的类；它们与所归属的整体是同一的；它们并不单纯是反思思维的媒介辅助物，而是实际上包含了整体的力量、意义和功效的线）卡西尔在此虽然只涉及神话运思的隐喻原则，但隐喻的特性已经预示出象征的规定性。在象征语言中，能指和所指非对应的、非感应的关系，使作为部分的能指等同于作为整体的所指。因而在象征性语言的言说中，不存在能指如何向所指、部分如何向整体的过渡问题。艺术的、伦理的语言共同性就在其中。

　　不过，尽管同样以象征语言为言说言式，但艺术的言说基于感觉，伦理的言说基于感受。感觉和感受的差别，使感性文化中的艺术、伦理出现根本的相异。感觉内含对彼岸化的生命情感在形式上的觉悟，因而迫使感觉者在形式中展示所感觉的生命情感。感觉对于艺术爱者有共同性的一面，其中介乃是呈现感觉的形式。相反，感受侧重于内心的自我体验。一个人感受到另一个人的爱，这无需任何形式的展示，甚至有时拒斥符号语言的言说。感受意味着在场者的生命情感直接的相互汇通。至于不在场的感受者，只有借助家书、情书、友人书之类伦理语言文体来交通彼此的感受。通过部分的伦理语言所象征出来的，是全部被象征的对象本身。

　　艺术和伦理在语言上的不同，已昭示出它们在使命上的差别。“艺术王国是一个纯粹形式的王国。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颜色、声音和可以感触到的性质构成的世界，而是一个由形状与图案，旋律与节奏构成的世界。”24）并且，艺术所展示的生命情感的形式“不是抽象的，而是诉诸感觉的。”25）当然这种形式也不是心象的，任何艺术爱者都能面对它。相反，伦理的使命，则在于成就人的内在人格，从而为社会建立普遍的道德秩序。艺术家如果只有对此岸生命情感的感受而未创造出这种感受的形式，他就不配为一个艺术家，他等同于生活在伦理中的常人。

　　在整体上，艺术与伦理的差别，即先验和后验的差别。艺术用感觉性象征语言创造彼岸化的生命情感形式，伦理面对现成性生命情感所造就的人格。伦理的对象无需创造，其语言不必诉诸感觉，更无需展示情感的形式。

　　艺术所展示的彼岸化生命情感，当然不是日常人伦感觉的表现。这种情感来自于人的意识活动——艺术的陌生化的效果根源于此。艺术语言的象征性而非符号性，表明生命情感的所指是无限的。艺术语言的不可解释性，就在于它的意义的无限性。能够被有限解释的艺术，不是艺术。而感觉性象征语言同生命情感互渗便产生艺术形式——这是生命情感的形式，是人的生命情感通过精神活动所寄付的对象。艺术存在的价值，一方面因它用感觉性象征语言带出了生命情感的形式，另一方面因它创造了一个独立自足的本文世界从而把它的创造者从虚无纳入人类共在中。伦理没有这样的功能。

　　艺术的先验性，将自己和其它精神样式相区别。但作为精神样式，艺术、形上、宗教又以人文性为共同特点。人文性，是科学、伦理、美学这些学问形态未被规定为精神样式的原因。它们缺少内在的人文性向度。自然中的天地阴阳之类的事实性在者、个体生命中以生命本能为目的的感情，被拒斥在艺术语言的象征之外。艺术对于个体生命而言，它同其生命情感的精神价值的生成相关，同个人超越虚无地平线的方式相关，艺术爱者借助艺术远离虚无走向存在，当然是由于艺术的——彼岸化生命情感的、感觉性象征的、形式的——方式。他们根据自己所展示的形式，使流走的生命情感消逝于虚无的可能性不再可能，使利用符号语言不可言说的东西在艺术的象征语言中得以言说。艺术爱者在艺术中，为自己开启一种承受普遍自我的精神样式，这种样式只在精神层面同普遍自我的承诺者、那作为圣灵而存在的上帝相关。

　　由于这样的开启行为，艺术爱者的个体生命获得了同他人以及整个人类共在的前提。艺术构成艺术爱者实现人类学不朽的方式。

　　艺术爱者凭什么说他是人类中的一员?因为他创造或接受的艺术形式，更因为他以艺术的方式承受着人类共在的普遍性的承诺者上帝。伦理之爱，由于其所爱对象的有限现实性而在根本上无法构成人类之爱的基础。相反，是艺术所展示出的生命情感的形式，为艺术爱者的彼此相融给与了无限相对的可能性。艺术形式期待艺术爱者的到来。由艺术应许的形式的、非肉身的共在，成为人类共在的一个前提。

　　艺术的人文性，相对于个别的艺术爱者，它是个人从虚无地平线走入存在留下的痕迹；相对于人类，它是个别艺术爱者迈向自己同类的一种方式。人文性的观念，不但同个体生命的成长相关，而且和由独特的个体生命所组成的、区别于动物的人类相关。艺术的人文性，以爱而不是思的方式，把艺术形式的爱者纳入人类共在中。当形上之思思出人和动物的差别时，艺术之爱却抹去了与动物差别着的人类之间的差别。在共同的艺术形式面前，艺术爱者被唤起的不是对形式的占有而是对其个别性的守护。

　　人文性的观念，只是在言述个体生命与人类生命相关联的时候才适用，并不是人的所有活动如战争也具有人文意义。换言之，人文性意味着：个体生命在虚无中的自我建立和建立的个体生命如何同他人共在。正因为有限的个体生命绝对有限，所以，个体生命不再是人文性的终极设定者。个体生命所选择的造就自己存在的方式，只有在同他人共在的前提下才富有人文意义。而在个人的存在中，艺术、形上、宗教恰好是纯粹人文性在场的三种方式。

　　艺术的人文性，既然不由绝对有限的艺术爱者承诺，那么，促使艺术爱者承受人文性的东西，或使个别艺术爱者在书写艺术形式中领受普遍性的东西，只能是一位高于一切艺术爱者、绝对保证人类和动物的差别性的神圣者本身。艺术的人文性，在人与上帝的张力中得以显明。艺术形式、形上观念、，仅仅是在为人的精神性存在所依存的纯粹精神——圣灵——作见证。相反，如果否定艺术的人文性的神圣本源，那么，艺术也不再为艺术爱者的共在承诺可能性。艺术的人文性，确保个别的艺术爱者富有人类性向度。艺术形式所象征的生命情感，由于脱离了它依附的肉身而升华为人类共在的情感，艺术的人文价值在这种呈现艺术爱者的精神性存在中得以展示。6、艺术与反批评

　　只要承认先验艺术论关于艺术的言说，就必然有对于艺术的反批评的观念。艺术这种人的彼岸化生命情感的象征形式，唤起艺术爱者的是生命情感的形式化冲动。生命情感和生命理智的差别在于它拒绝任何观念的陈述、阐释、追问，迫使艺术爱者汇融于形式中。

　　艺术批评包括两个方面：艺术的批评和艺术现象的批评。艺术的批评即对艺术这种精神样式和其它精神样式乃至学问形态的差别性、相关性的言说。在广义上，先验艺术论就属于艺术的批评。艺术现象的批评，指对艺术创作、艺术接受、艺术品、艺术家的批评。先验艺术论批评艺术的结果，发现艺术现象不可批评。它展开的艺术在观念上的不可言说性，同批评以观念言说艺术的前提相矛盾。把形上之思当作进入艺术的方式，这混淆了形上与艺术两种并存的精神样式的差别，把艺术形式和同艺术形式展示的东西分隔，这是由于用符号语言的内涵观照象征语言的产物。艺术以感觉性象征语言为展开生命情感的手段，其言说的一切，内含于艺术形式中。形式的开放性，期待任何艺术爱者的进入，但作为生命情感的形式阻止人以生命理智观念摄入。它要求艺术爱者在自己面前沉默，从而实现艺术形式和接受者的生命情感的直接交通。

　　由感觉性象征语言所创造的艺术形式，设定了艺术的接受方式，即只能通过生命情感的感觉，艺术爱者才能企及艺术形式。只有被感觉的艺术品，没有能够被理解的艺术品；只有对艺术品感觉的记录，没有用观念批评艺术品的理论。在艺术品之间，不存在比较它们的尺度，每件艺术品一旦是艺术性作品，它就是生命情感的唯一象征形式。艺术家所创造的形式和接受者所感觉的形式都是唯一的。于是，评论艺术品的优劣，在根本上将不可能。批评家面对艺术形式，最多只可能言说自己的感觉。在读写活动中，对于相同的精神样式，其书写的语言暗含着相应的阅读语言。艺术书写依耐于感觉，那么，艺术阅读也离不开感觉。感觉的私人性，使比较谁的感觉更真实的可能性不再可能。何况，对于感觉这种心理活动，不存在所谓的真实性问题天博。艺术现象的批评，企图利用理性而不是感性、观念而不是感觉来认识艺术，又以艺术为理性文化的对象。批评家越是这样深入艺术，他就越是在背离艺术。“艺术家评论的是什么?他说了些什么?如何说的?在我看来，这些问题都不符合逻辑。因为艺术家什么也没说，甚至对情感的性质也没说什么；他只是在表达，”26）在象征。

　　不仅艺术的对象、语言拒斥艺术批评，而且艺术的使命也显明同批评的对抗。先验艺术论把艺术形式的创造当作艺术的唯一使命。在艺术形式中，流逝的生命情感被开出于前景，生命理智、生命意志被后景置入于艺术爱者的心理意识生命体中。批评家以自己心理意识中的生命理智去同艺术形式所展示的艺术家的生命情感打交道，这已发生交流错位。反对艺术现象批评的目的，是为了捍卫艺术这种精神样式的独立性。相反，一般批评的潜在动因，来自于对批评家所依存的批评方式的护守，它与其说是在寻求艺术现象的艺术本源，不如说是在发现批评家耐以存在的根据。

　　先验艺术论者经过对艺术的批评，提出艺术的艺术性根源，尽管他拒绝对任何艺术现象的批评，但并不意指艺术与非艺术没有尺度。先验艺术论不知道艺术的理想象征形式是什么，但明白不理想的、非艺术的象征形式。因为理想的象征形式，创生在艺术爱者的创造中。一件被创造的艺术品，主要体现在艺术语言、艺术形式及其隐没于当中的艺术对象的独特性。艺术在这样的意义上，必然同只生活于日常伦理世界中的一般观众出现距离。一般观众甚至批评家，总是用习惯性语言企达艺术，这和包括艺术在内的一切人文精神样式的精神相隔。真正的艺术品很难让人在理性上加以理解。我们称理解一件艺术品，这指我们在作品中看见了自己想看的语言表达方式，看到了那些曾经在我们头脑中经验过的生命情感，即一度在过去流入我们意识生命体的东西。但艺术不是告诉我们已知的生命情感和熟悉的日常语言，它向我们展示的是未知的情感语言王国。所以，艺术家不被理解只说明他是在根据自己的主观感觉在创作独立的生命情感世界。当然，一个虔诚的艺术家，在创作时并没有故意让人不理解的企求，他的不被理解的作品只标明他是凭借自己的生命情感冲动在创作。接受者在艺术品面前感到困惑，指示着它给出了比日常生活情感更多的东西。艺术所展示的一个未知的、可能的、自由的而不是已知的、必然的、奴役的情感王国，如果一旦出现于形式中就能让接受者理解，这乃是艺术的不幸。唯有那些以摹仿、制作、再现为在场方式的作品，即那些没有艺术性的作品，才把现成性的事物展示于接受者的眼前。真正艺术家的作品，总是为接受者开启一个新世界。摹仿性艺术、再现性艺术，不但不是艺术的一种形式，而且根本就是伪艺术的代名词。

　　艺术批评和从其中产生的艺术理论，由理性文化的神化所致。理性文化中，尤其是形上思者越过形上的界域进犯艺术，把形上的尺度强加于艺术。但是，既然我们能够对艺术现象提出批评，那么，为何我们不能对形上书写、形上阅读、形上品及形上家展开批评呢?既然我们可以构造艺术哲学，那么，岂不是也该有形上哲学么?不，艺术哲学说到底是关于艺术的哲学性言说，或者以哲学代替艺术。每位形上家在自己的形上体系中对之前的形上现象展开批评，同样，艺术家也以自己的艺术品对以前的艺术定义提出质疑。如果说全超验的形而上学是对现成形上体系的根据作出批判的哲学，那么，先验艺术论也是在批评现成艺术批评理论后得出的关于艺术的规定性。但是，全超验的形而上学和先验艺术论，因以精神样式为形上及艺术的共性而不再是一种学问形态。个体生命如何在心理意识中承受普遍自我，构成形上、艺术、宗教优先考虑的问题域。

　　从先验艺术论关于艺术的规定性推出反批评，原因在于批评对象和批评方法之间的根本矛盾。艺术批评的对象是感性的象征的生命情感的彼岸形式，艺术批评的方法是理性的、符号生命理智的此岸观念。艺术内在的本性，排斥任何方式的批评。艺术意指：艺术就是艺术。反批评基于艺术现象(艺术创作、艺术接受、艺术品、艺术家)和艺术的差别性，认为对艺术现象的批评不等于对艺术的批评，因艺术的规定性在取消批评进而呈现亮出艺术本身。批评家只可能有关于艺术的理论而不可能对艺术现象有任何理论。艺术现象所指的除了作为实践活动的艺术创作、艺术接受外，还有实存的艺术品、艺术家。实践的活动需要实践，实存的本文需要实存。

　　真正的艺术，迫使批评家保持沉默。它已在艺术形式中告诉批评家一切的消息，批评家从对艺术形式的感觉中也发现了自己生命情感的形式。正是在没有艺术的时代才需要批评，也是在艺术衰落的时代才有批评的繁荣。这时，批评的任务，就是呼唤艺术的诞生和兴盛。真正的艺术品，从不因为批评家的批评而减其一分本色；相反，伪劣的艺术品，从不因为批评家的赞美而增一分价值。艺术家的目光盯准的是艺术而非批评家的脸色。

　　人类为什么还需要批评家?因为人类还未把艺术当作存在的精神样式，因为艺术的精神还没有生起于个体生命的心理意识中，因为许多人还不明白什么是艺术。只有在个体生命知道什么是艺术的时候，批评才会暴露出它本有的多余性。这是为什么艺术家特别讨厌批评的原因。艺术家将自己的生命托付给艺术，批评家把艺术家的这种托付阐释为一切艺术爱者的财富。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艺术家创造艺术品，批评家将艺术家的创造物引领到艺术爱者面前。

　　反批评的根据体现在：艺术乃是人的生命情感的象征性形式，每次象征和每种形式，都富有创造性。批评总是依照既成的艺术语言框定创造性的艺术形式；艺术语言的感觉象征性使依靠残破的哲学语言的艺术批评成为不可能。艺术批评的语言学前提是符号语言的应用，艺术则是象征性语言的展示而非附加，所以，艺术象征中不存在附加是否准确的问题。批评家关于艺术品的言说，仅仅是他作为一个艺术爱者的感觉而已；艺术的使命是为人的生命情感给出心灵图式，艺术家的艺术观念、意义、价值理想，无不呈现在艺术形式中。相反，艺术批评却在肢解形式，使形式这个生命整体退化为无生命的东西。总之，艺术批评家，就是那些既无能生产作品、又困乏形上之思的人。（本文选自待版的《历史与逻辑》第24节“意识生命存在的逻辑”部分）注释：

　　1、参看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35-53。

　　2、3、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用》［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203、204。

　　4、5、参看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51、440。

　　12、克莱夫·贝尔：《艺术》［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4。

　　21、参看拙文《先验艺术论》［A］，《人文艺术》第一辑［C］，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1－25。

　　22、23、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M］，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112、109页。

　　艺术创作的过程，也就是创造艺术形象的过程。西方艺术重在模仿、强调客体，而在中国传统艺术理论中，人们常用“意象”来表述艺术形象的概念，这说明中国艺术重在传情达意、强调主体的特征。“意象”一词最早见于刘勰的《文心雕龙神思》：“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中国古代文论是在周易这一思想的启发下，采用“意象”这一概念,这也就是审美的意象。中国文化中的“意象”，并非单纯客观世界的再现或单纯主观世界的再现，而是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有机结合，是艺术家主体心灵对客观世界的投射并与之遇合的结果，体现艺术创造中“物我合一”的精神。“意”和“象”在动画场景创作中的和谐融合，是对物象从感性到理性的认知过程，是通过将“意”和“象”的本质融入主观评价中，达到主客观的完美结合。造型、线条、空间和色彩等视觉语言，既是传达情感意念的视觉符号，又是附属一定信息的客观形态载体。视觉语言的表达方式是用眼睛进行观察识读，再经过大脑神经用点、线、面等视觉形象来反映视觉心理和意念。场景创作通过对客体的视觉形态进行解构，从而产生即能体现事物特征，又能烘托主题的艺术形象。动画场景以各种艺术表现形式为载体，以烘托主题和渲染情绪为旨，反映故事中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各种精神关系。这些关系的视觉化，决定了动画场景创作的意象性。

　　早期的中国动画被称为美术电影，说明动画具有一定美术属性；作为一种叙事手段，同时具有相应的电影属性。动画的双重属性决定其场景具有烘托主题、渲染情绪的功能。 意是形成场景象的基础，象既非卦象也非实物，而是客观形象与主观心灵融合而成的事物。动画场景是象和意的结合，即融入个人思想情感的艺术形象。受中国传统审美思维的影响，中国本土动画的艺术造型在吻合民族文化特色的同时，隐含着中国审美的意象性特征。

　　意象的创造,首先是观察与体验客观世界的物象,睹物生情而生心象。心象在精神中获得自由，在想象中扩展,此刻心灵在与自然的交流融会中，感悟到整个物象的气氛、气势,即整体的气象，这实际上是人的情感熔成的心灵气象。在写生创作中，情感与空间大多时候是分离的。写生创作重在抓住瞬间的光与色表现特定的空间景物，不会掺入情感，即便是掺入情感，也只是画家主观的情绪反应；动画场景的创作却大不相同，首先它是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场景设计师同时是摄影师、表演者甚至是观众；另外，场景设计师不能擅自创作情感，而是要根据剧情发展、人物情绪和环境氛围的需要，对客观景物进行提炼。动画场景创作大部分以服务角色情绪为主要目的，是影片主体情感的表现。

　　在这里,主体的创作情感不是自发性的主观意识，而是基于主题创作的客观情感表现。这种客观的创作情感在动画场景创作中,通过造型、线条、空间和色彩等视觉语言，物化到纸上或绘图板上，形成虚拟的物象，再通过“意象”视觉思维及主体情感传递给观众。这种凝结主体情感和具备意象性特征的艺术形象才具有生命力。

　　动画场景设计属于动画创作流程中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直接关系到影片基调和风格。因此动画场景所表现的内容必须与影片故事情节一致，不能完全脱离剧情自成一体。场景是衬托故事情节的背景，脱离剧情的场景就无所谓场景。很多经典动画的场景创作都取材于现实事物。当今动画越来越多的场景设计都是源于实景而创造的意象的视觉形象。现实景物具有较强的象形性特征便于主体创作空间的拓宽和情感的表现。这种模仿现实景物的内容，经过各种视觉语言的加工和艺术表现形式的改造，形成一种意象性的艺术形象，这种艺术形象是主体在遵守剧本这个命题而创作出的虚拟的视觉内容，大多数动画场景都是虚拟的存在。

　　形式就是作品内容存在的方式，包括内部结构、外观形象。 形式是本质的，本质是具有形式的。［1］形式和内容不可分离，内容通过形式而体现出来。选择一定的客观内容作为参照对象，就要通过一定的形式展示它的寓意，拓宽其背景意蕴空间。这就需要抽象的艺术表达形式来处理现实与虚拟的关系，体现内容与主题的一致。苏珊朗格说，艺术作品的形式表现情感,它就是情感的形式。动画场景是一种既独立又牵制于故事的视觉艺术，作为情感的形式于其而言至关重要，因为首先展现在观众面前并触动观众心弦的是作品的形式。当然，不同的表达形式带来不同的视觉感受，不同的视觉感受带给观者不同的意象空间，使观众产生不同的感悟。一切艺术都是抽象的，并且艺术中一切形式就均为抽象的形式了。［2］

　　主体对形式的把握是借助多种视觉语言对客体进行创造，形成意象化的形象。对客体的抽象处理既符合动画特殊的属性，也是意象构造的表现手法。在中国传统绘画创作中，意象性可以说是视觉思维的重要特征。现代绘画艺术则注重“自然”，强调“无意于佳乃佳”，“师法造化”，动画场景在这基础上更多地体现了场景创作的理念。然而，如何通过场景来烘托动画主题，体现动画场景的意象性特征？这势必要解决动画场景中视觉语言的意象营造的问题。

　　营造动画场景视觉语言的意象效果，需要对其艺术表现形式进行布置并形成一种“意象性”思维方式，达到意象审美所追求的视觉效果。艺术创作过程总是从造型开始，造型是作品的外观形象，也是表现形式。“艺术家的造型法则本身就是一种表现形式。”［3］造型是视觉艺术表现作品意象最基本的内容，无造型便无意象。动画场景中造型语言的意象营造是通过夸张变形来表现。造型借助线条勾勒形象轮廓，这里包含主体的主观成分，同写意的倾向基本一致。“线或轮廓则非物所本有，是经过观察事物以及构思和想象，而被加于对象。”［4］用线条勾勒轮廓，体现的是主体对客体的主观把握。线条语言具有自由的表现力，通过打破事物原貌，使之抽象，并藉此表现场景的节奏感和情绪感。

　　线条重在勾勒形象轮廓，色彩则是直接追求面的造型效果。《释名》称：“画，挂也，以彩色挂物象也。”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提到，绘画要“以色貌色”。色彩语言虽不以复现对象固有色为故，但从中足以看出色彩在造型中的重要性。阿恩海姆说，“颜色是视觉形象最为反复无常的维度。”［5］审美意象的营造一方面要理解和把握色彩属性；另一方面要在遵循影片基调的情况下加强主观情感的投入。在构成现代美学理论与色彩科学理论的影响下，色彩被加入一些主观情感因素，在风格基调、情感表现等方面多了一些主观重构性选择，这也是色彩语言带有意象特征的原因。色彩语言的意象营造，需要主体对颜色本身及其文化意义的理解掌握，并根据影片意境进行色彩的“意象性”营造，进而表达作品的寓意。

　　动画场景创作在很大程度上以表现环境氛围为重点，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一是线条对场景结构的重构；二是场景结构对空间的主观营造。人对空间的认知总是建立在关于空间的想象之上。空间的存在使人的想象得以确立，空间关系的动感形式有助于把想象引进故事情节中。对空间的想象会使人不自觉地转移到某些自然物象上，顺着剧情的推动步入情节中。场景中环境空间的构造通过借鉴真实剧情电影的表现手法，把环境的造型从平面引向三维，营造出一种意象化的空间视觉效果。动画场景中视觉语言的综合表现，本身是一种审美意象的艺术形式。在遵守影片基调和艺术风格的基础上加入主观的意念，主体就能获得一种实践的自由，并借此回归人性的本质，其意象性特征及其构造就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

　　内在的审美追求决定着外在的艺术风貌。动画场景中视觉语言的意象构造，在视觉思维上能达到审美意境的升华。审美意境的创造是人的情感抽象化了的心灵气象。这种心灵气象的物化需要借助形式语汇，对具体的心象加以改造而成为艺术意象。艺术意象具有具体的意象和气象，意象的气象通过观众的眼睛进而转入心中心象以及心象中的气象，并进行情感升华，从而体会到意境。意境进一步促使观众的精神和感情得以升华，从而得到难以言传的审美愉悦。意境的实的部分存在于画面、音乐及想象之中，而虚的部分则存在于观众的想象及感悟之中，即心理处境。当观众在幻觉上处于与影片所表现的意境、情景相近的心理境况时，自然而然会取得“哀乐便自百倍”的观赏效果。场景的创作除了表达剧情的需要，还要注意营造与观众相应的心理处境。而这种处境的建立除了对情节的表达，还必须隐含在场景的意象空间之中。陆机在《豪士赋序》中说道：“落叶俟微风以陨，而风之力盖寡；孟尝遭雍门以泣，而琴之感以末。”认为创造一定的心理处境是使观众“入情”的主要条件，而艺术作品的魅力反而是次要因素。“披文”而能“入情”，动画场景的目的是要使观众随着剧情展开想象，设身体验，引起情感的波澜，达到烘托主题的需要。这种心理处境的营造，在动画场景中就体现在画面所呈现的意境之中，而这种意境的生成正是场景中视觉语言的意象构造所产生的结果。

　　站在发展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中国动画的视角上，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思想，使动画造型艺术趋向于意象性特征，既是传承民族传统审美文化，又符合本土百姓的审美需求，为发展本土动画找到一种新的途径。中国动画要想得到世界的认可就得先得到中国百姓的认可。毕竟，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2］ ［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M］.李泽厚，主编.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61.

　　［3］ ［英］赫伯特里德.艺术的真谛［M］.王柯平，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8.

　　［4］ 伍蠡甫.中国画论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30.

　　“色彩艺术是包括在电影语言中的一部分，电影使用不同的色彩语言来表示不同的内心世界。我认为不同的色彩意义是不一样的，生活在不同地区有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人对电影中色彩的理解也是不甚相同的。”这就是摄影师斯托拉罗对于色彩之于电影的理解。［1］从这段话中就可以看出，色彩元素是电影艺术中的一个主要元素，其重要地位不可取代。色彩元素作为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为电影增添了很大的优势，优秀的导演通过对色彩基调和画面构成等各种色彩原理的使用，来渲染电影的视觉效果和张力。

　　色彩在影视中或简洁或浓烈或另类的表现风格是我们领略电影独特魅力的一种重要途径。色彩语言可以在电影中表达电影的思想主题，也可以刻画鲜明的人物形象，创造各种形态和意境来表现电影的艺术内涵。在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当中，色彩艺术不仅仅是照搬生活中的自然色将之还原，而是导演、摄影师等不同的艺术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来感觉电影，提炼色彩，将现实生活、电影和色彩艺术进行一次新的再创作。通过这些再创作，电影中的色彩比之现实生活中的色彩，更加富有艺术性，具备更强的视觉冲击力。

　　1935年，一部名为《浮华世界》的电影诞生于世，标志着历史上的第二次电影革命——彩。色彩元素能够融入电影其本身就是电影艺术的长足发展，可以说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里程碑式的艺术和学术价值。《浮华世界》的诞生使电影艺术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出现在世人面前，是对电影的一场新的艺术革命。《浮华世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相对单一的色彩电影，改变了电影艺术的黑白外衣，不过从艺术性的角度来看，它只是从无到有的过程，却并没有让电影色彩艺术有更高的发挥。

　　对于色彩在电影艺术中的真正意义上的应用，很多学者更加推崇《红色沙漠》。这部电影是由意大利安东尼奥导演于1968年执导的，这是色彩艺术在电影中的一个新的进步，实现了进一步的突破。色彩通过电影飘忽不定的镜头不断变化，将人类欲壑难填的心理刻画得淋漓尽致。现实世界的自然色彩通过超现实的手法似乎暗示着真正意义上的是与非，一切取决于人类自己。在这部电影中，沙漠是红色的，天空隐隐泛着紫色，沉闷压抑的黑色飘荡在海的尽头，更加衬托出女主角那充满失望的灰色心情。［2］这一个个的镜头都反映了色彩元素开始在电影中发挥了巨大的艺术价值和作用，引起了人们的充分注意和强烈反响。

　　电影产业从产生演变至今，无论是科技手段还是艺术表达都是飞速发展并且不断进行创新的。为了能够达到满足观众需求这一电影艺术的重要目标，无数的艺术家不断从各方面进行探索和改变，尤其是电影色彩艺术的研究和设计，并在长期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新的电影美学的体系。电影是一种视觉效果和听觉效果的综合，电影色彩美学的不断发展和升华是电影艺术体系不断前进的重要助力，甚至在历经多年的发展后形成了一种以色彩美学为特点的艺术流派。在电影艺术不断提高的魅力指数中，色彩元素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电影中色彩的表现形态是指各种不同的色彩元素在电影中进行组合来体现不同的含义，具体包括影片色彩的总体结构和每个分镜头的色彩结构。一部电影的色彩形态是由导演、美术师、灯光师和摄影师在电影需求的基础上所决定的，整个过程需要不断进行相互探讨、设计、创新和反复修改，这些工作人员的美学观念从中体现，所以说，电影中表现的色彩形态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也是观念形态。

　　电影中的美术色彩形态是在美术师的设计基础之上，多种色彩元素之间互相组合和变化进而所形成的整部电影的总体色彩形态及其外表所呈现的相貌，包括有物质载体的形色、无物质载体的光色和情景色。［3］所谓形色，简而言之就是具有实际外形的、有物质载体可触摸的色彩，通常是在体现电影内容和故事叙述的要求之下人为设置的主客观之间达到相互统一的背景色彩，如服装色彩、化妆色彩、道具色彩、环境色彩、建筑物色彩等。光色的含义是指在自然光和其他外在条件下人为形成的光线作用中，事物在银幕和镜头中呈现的色彩，包括单个镜头光彩、特殊环境中的光彩以及电影整体光彩。最后，情景色是指通过不同的时间、空间、对象、条件、语言共同作用所形成的情境之下的色彩表现，这些都是没有实物载体的，需要不同的条件相互配合才能够产生。对这些不同色彩形态能够运用自如是一个合格的美术师的色彩艺术素质的要求和体现，通常情况下，美术师都需要认真研究电影本身的内在思想和意义，对导演所要表达的艺术构想和追求进行分析，还要把握好电影本身的背景色彩，如历史时代色彩、民族色彩、地方色彩甚至是人物心理色彩等。

　　和传统的电影美术色彩相比，现代电影美术中更加强调色彩设计过程中的主观作用，进而体现色彩对于电影自身风格形成的作用和意义。很多的电影美术设计过程中的色彩设计，都是从现代哲学思考的角度上出发的，具有很强的抽象特性、多元特性以及象征意义，表现隐藏在生活点点滴滴背后的喜怒哀乐，压力和欲望，无奈和抗争。在很多的现代电影中，色彩超越一种构成要素，成为一种精神的象征和追求。

　　所谓风格是指一件艺术作品在整体上呈现出的一种独特的外在面貌和表现。相对于其他的艺术特色，风格是相对稳定的、内在的，更加深刻，风格反映多为特定时代、特定民族、特定地域或者某一位艺术家的观念、审美和精神等内容的外在体现，其形成过程是各种因素在特定条件下的共同作用，往往各不相同。色彩是电影美术设计中的重要表现手法，电影色彩的风格一般是一位导演或者具有某些共性的一些导演在长期的电影美术色彩的使用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习惯，主要是受到文化背景和美术及色彩观念的影响。

　　首先，文化背景是包括受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等相对特殊的因素影响。一个优秀的导演，必须要有自己的电影色彩的风格，并且能够在自己的色彩风格中表现出电影的民族情感、地域特色和文化语言历史背景及其象征意义。电影主题可以相通，但是一定要有独特的风格，是生活中的艺术的个性代表。例如，美利坚民族热情直接，所以很多好莱坞电影的色彩风格都很华丽，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而欧洲文化相对内敛，所以更加注重完整的色彩组织结构和细腻的镜头色彩的表达，色彩背后寓意深入灵魂，更加有艺术性和思考性。中国文化特色是儒家文化，电影色彩使用相对中庸，色彩表达在一定程度上也较为中庸。

　　其次，导演本身的色彩和美术观念也对电影具有较大的影响。受其生长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不同的导演具有不同的性格、知识结构、审美观念以及文化背景，这就造成了他们对电影美术色彩的理解不同，进而形成了不同的电影色彩风格。例如中国导演冯小宁的《红河谷》《黄河绝恋》等，其电影将色彩的作用发挥到一种极致，青藏高原天博、纳木错湖、皑皑雪山、科尔沁草原、波涛起伏的黄河，将这些色彩明显的地域和自然景观与电影故事的叙述相互融合，成为中国民族电影中的重要作品，具有个性很强的独特的电影色彩造诣。

　　各种不同的色彩元素都在不同的情境中包含不同的含义，色彩层次的浓淡，不同颜色之间的转换，都可以相互作用和结合，进而形成一个镜头和整个电影的色彩表达。［4］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导演，对电影美术色彩具有自己的认识，所以色彩语言的表达也会因人而异，甚至产生冲突。

　　色彩语言的象征功能主要是基于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的文化习俗之上的，色彩的象征功能基本从此而来。这也使得电影色彩艺术产生了较强的民族和地域特色。例如，中国文化认为红色和黄色是喜气、吉祥、高贵的象征，白色则带有一定的负面印象，多用于祭奠亡灵等；可是白色在西方世界却是纯洁和美好的象征，而有些地方也认为红色和黄色是暴力和愤怒的代表。这种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的色彩运用于电影中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如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夜宴》等，强烈的色彩的运用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

　　人们对于色彩的理解是以现实生活中的客观事物为基础的，因为某种实物的色彩来代表某种实物是很顺理成章的，所以说，色彩语言是可以让人们在内心感觉上产生一些相关的联想，这就是其心理暗示功能。色彩的心理暗示功能也是通过其象征意义体现的，是基于客观事物本身的特质以及在生活中形成的某种为人们所认同的关系，在这些种种的因素相互作用下，才会产生心理暗示的功能。血是红色，所以红色可以暗示危险、激动等情绪，金子是黄色，所以黄色可以暗示财富和权力等。

　　色彩语言可以赋予一个形象真实感。从科学的角度来说，电影中的人、物、景等其实都是反映在我们大脑中的视觉符号。人们在一定的相似尺度内对实物进行概括和提炼后得到很多的象征性的“符号”，这些符号是人们联想到实物的桥梁，而构成这些符号的色彩，同时也就具备了识别这些形象的功能。色彩语言可以维持角色及其造型的稳定性或者代表性。

　　以上都是色彩语言在电影中的各种功能。在具体的实际运用过程中，将这些色彩语言融入电影的每个镜头、不同的人物形象以及剧情当中，各种要素相互作用，在不同的条件和情境之下，形成整部电影的色彩基调和风格，在观众观看这些电影的过程中，深入观众内心，实现对电影层次的进一步提升，使电影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得到升华。

　　总之，色彩存在于生活中的任何地方，客观世界中的各种色彩无形之间在我们心里形成特定的印象，进而演变成具备象征意义的情绪特征。色彩因素在电影中的应用和其他的艺术形式相比还是不同的，要求相关工作人员具有一定的艺术细胞和感觉，同时还需要一定的科技支持，这样才能制作出完美的电影色彩的效果。

　　［1］ 彭吉象.影视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2.

　　［2］ 刘恩御.色彩科学与影视艺术［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 127.

　　［3］ 梁明,李力.电影色彩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35.

　　“偶像”本是指巫师制作的之像，从哲学的角度可解释为幻象或假象。到今天它却演绎成为那些受众人痴速、充斥着商业包装人为炒作后所诞生的“明星”的代名词，实属荒诞。从艺术的角度来说，艺术偶像是贯穿艺术创作过程始终的本原，它是艺术家的人生观和宇宙观通过幻想的处理后，以其独特的艺术语言所呈现出来的一种象征性的形象。下文以艺术创作的三个阶段作为分析视角。试图阐述艺术偶像的基本特征。

　　以《雷雨》为例，曹禺成功地把握住了以一扇模糊的窗户为艺术偶像的事实说明：艺术偶像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艺术家的灵感。这种灵感很可能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像，若不对它进行迅速的把握和反复的捉摸，它极有可能稍纵即逝。曾经无数次面对艺术偶像的突然来临。我们该反问一下自己是否珍惜过他们：或放弃随之而来的世俗的欲望及杂念，好好地回味、琢磨过这份来之不易的艺术灵感。

　　笔者尤为推崇《阿甘正传》中塑造的憨厚的艺术形象——阿甘，在面对最心爱的人jenny的不辞而别后茫然的看着jenny送给自己的一双跑鞋。突然他的心中涌现出一种想跑步的冲动，他穿起爱人送的跑鞋一跑就跑了一年半。一路上无数费解的记者不断询问他：“你究竟是为了什么而跑?”“是为了环境保护吗?”“是为了教育基金吗?”在无数个“为什么”的背后，这帮习惯于用理性化的公式思考问题的记者谁会知阿甘此刻正在从事一项艺术创作?阿甘一句简单的回答“我只是想跑”充分体现出了他对自己灵感的珍惜。他把自己瞬间闪现出的一个想跑步的艺术偶像化为一种实际行动，用永不停歇的步伐来倾泄对心上人绵绵不断的爱。谁敢说阿甘这种表达自己爱意的方式不是一位艺术家所为呢?对比今天自称善于思考，善于分析的我们，有几个能像阿甘一样敢于去表现自己心中模糊的艺术偶像?理性的分析导致了多少宝贵的艺术灵感还没有来得及形成艺术偶像就被扼杀?所以，在艺术面前没有聪明与傻瓜的界限，它是一种人的天性。只看你是否用同样艺术的眼光来看待闪现于你脑海中的艺术偶像。敏感地捕捉这种稍纵即逝的感觉，用艺术的加工-使这种模糊的灵感逐渐成为一种清晰的形象。

　　艺术的偶像必须是伴随着想象的特征诞生的。如果你的偶像不是你的想象力的结晶，那就必然是抄袭别人经验的结果。由于想象性特征是原始人类思维活动的基本状态，是艺术思维的基本特征之一。所以我们的艺术偶像在产生时必定是一种对现实的升华，而不是一种对现实的归纳。这也许正是“艺术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的真谛吧。我们的艺术偶像可以存在于诗歌中，而永远不可能产生于报告文学中，也正是这个道理。但同时，这种想象并不是一座空中楼阁。他是以艺术创作者个人的世界观、经验为基础，从而诞生出来的艺术偶像。曹雪芹不身处封建家庭的盛衰变故中，怎会创作出《红楼梦》这样的经典；钱锤书若不是有过海外留学、抗战流亡的经历，又怎会写出《围城》这样的佳作。虽然贾宝玉和方鸿渐都是作者幻想出来的偶像天博，但不难看出他们身上依稀留有作者的影子。

　　艺术偶像一旦在创作者脑海中成型。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创作者通过自己的语言把这种偶像转述成一种可视的形象。这一步被称为艺术创作过程，往往它也是评判创作者是否可称得上艺术家的最见功力的一步。由于艺术家艺术语言的差异性，以及语言表现力的差别，艺术偶像是具备个性特征的。同样是对交响乐《天鹅湖》的解读。传统芭蕾《天鹅湖》、《男版天鹅湖》以及王玫老师创作的《天鹅湖记》所传达的艺术偶像却截然不同。传统芭蕾《天鹅湖》讲述了一个唯美的爱情故事，把传奇性的色彩渲染到了极致。而《男版天鹅湖》天鹅湖却是以一些极为生活化，写实化的哑剧语言，把整个社会不同阶层人群的内心活动刻画得淋漓尽致。而《天鹅湖记》中，编导用最易懂的舞蹈语言把“中国舞蹈比赛”这一现象夸张丑化到了极致，从而引起我们舞蹈人对这一现象的反思。区别于借代别人经验偶像的蹩脚做法，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在表述自己的艺术偶像时，所采用的语言必定是要有一定幅度的视野范围的。并要有举一反三的能力。他所创作出的偶像相反会成为其他人争先恐后模仿却又永远望尘莫及的艺术原型。同时，这种艺术语言的个性不应该仅限于对艺术偶像的一度创作中。这就是为何当不同演员在说着完全相同的台词，或是表演着同样的舞蹈动作时所表现出来的艺术偶像会大相径庭的本质原因。

　　规定情境所指的是艺术偶像存在的相关背景。一个艺术偶像需要最贴切的时代背景、社会背景天博、环境背景来衬托，才能表现得淋漓尽致。试想《雷雨》如果没有兄妹、母子的情境为依托，何以一鸣惊人。离开了规定的情境的依托，没有时空限制的艺术偶像很难被恰如其分地转述出来。所以规定情境即起到了衬托、反衬艺术偶像的作用，同时也起到了限制艺术偶像的作用。

　　行家道：“好的舞蹈应该能听得见，好的音乐应该能看得见。”这指的就是艺术偶像的通感特征。优秀的艺术偶像一旦呈现，其肯定不会局限于一种艺术形式的唯一性。记得小学时候学过的一首诗《画》“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人们常常沉醉于这首诗的意蕴中：它究竟是一幅画。还是一首诗?作为一首诗它却比一幅画还要形象逼真；而作为一幅画，它却比一首诗更加意境深远。它让人在“天人合一”的和谐中忘却了这个艺术偶像的呈现形式。由于艺术源于人类的想象的天性，优秀的艺术偶像自然是融会贯通于所有的艺术形式中。这就解释了为何张旭在观赏了公孙大娘舞剑后书法技巧大增。一位编导常常借助一些唐诗宋词来刺激自己创作古典舞的灵感，同时也钟意求助于几米的漫画和音乐来开阔自己想象的空间，他的作品往往潇洒、超脱，富于想象力与感染力。可见艺术偶像的表现由于具备了通感特征。由此可以达到触类旁通的境界。

　　艺术的审美判断特征指的是其象征性特征。由于“偶像”一词源于面具，所以在一开始他指的是一种视觉的象征形式。但其还有另外两大判断特征。

　　其一为性别审美判断特征。从原始社会起，虽然从母系到父系，性别的地位有所交替，但两性一直有着明确的绝然不同的社会分工形式。还是那句话，艺术源于人的天性。在河南博物馆中，笔者有幸亲眼目睹原始社会的一些文物。母系氏族时期所铸造的“鼎”，其三个支撑角显然是以女性为原型的。可见，在艺术起源时期，艺术偶像的呈现是突显性别特征的。在今天的艺术界中，却涌现出大批所谓“中性化”的艺术偶像。无性别即代表艺术偶像无人性，所以对于这种反自然，反人性的做法，我们是不应该苟同的!

　　其二则为民族审美特征。民族和性别一样具有人类性特征。不同的文化孕育了不同的民族。因此不同民族中的艺术偶像必须反映自身文化特征。“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谈到民族文化，不禁令人痛心疾首：唐朝妇女的服装成为日本具民族特色的和服； 《春莺啭》等多部唐代乐舞舞谱如今只能在朝鲜的舞谱中才能找到；原属于我国的《兰陵王》却被朝鲜申请了专利，不允许我国进行“非法”演出。当看到龙门石窟的石象被凿得面目全非时，却又听说龟兹石窟多年失修，甚至还有住户在里面生火做饭。为何我们能眼睁睁的看着我们博大的文化在不断丧失，却依旧如此麻木?难道真要等到我们的艺术偶像完全失去文化依托的那一刻，才会开始大彻大悟的反思吗?

　　在艺术偶像的审美判断特征中，性别和民族都应该具备“以一斑窥全豹”的象征性特征。但如今我们的一斑”却在不断被全球化一体化的热潮所吞噬着。这种个性淡化的趋势。与外来文化思想的入侵有关系，与我们自身文化保护的忽视有更大的关系!

　　舞蹈活动有助于帮组人们陶冶情操、释放感情、提升生活的质量。闻一多说过：“舞蹈是生命情调最直接、最实质、最强烈、最单纯而又最充足的表现”它将人的心灵和身体统一在一起，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和整体素质的提高。

　　舞蹈是一门综合性的的艺术，它同音乐、绘画、装饰等艺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舞蹈室美的：美的形象，美的线条，美的旋律，美的舞姿，美的动作，美的画面……舞蹈就是通过这一切，带给人们美好的享受吗，诚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的那样吗“美是生活”，而艺术则是用审美的方式展现生活的形式，它来源于生活，但是又高于生活。18世纪法国舞蹈家诺维尔基至认为舞蹈比所有美丽的语言更为优美，他指出：“人类的感情到达了言语不足于表达的程度，情节舞蹈就会大大奏效，一个舞步，一个身段，一个动作，能够说出任何其他手段所不能表达的东西，要描绘的感情越强烈，就越难用语言来表达它”以杨丽萍的《孔雀翎》为例，作品取材于傣族民间舞蹈，以圣鸟“孔雀”为基本形象，不仅惟妙惟肖的临摹出孔雀的形象，而且更是通过手指、碗、腰、胸等关节有规律的律动，塑造出一个超凡脱俗、品行高洁的艺术形象，让人受到深深的震撼。

　　虚拟性、象征性是舞蹈的主要表演手法，是舞蹈审美的重要特征。用人体的姿态、动作来代替日常生活中的言谈话语，用音乐作为人物交往的台词，这本身就是一种虚拟象征。这种虚拟和象征是以生活为基础的，能概括而凝练地反映生活的本质，因而得到广大观众的赞赏和承认。试想，在现实生活中，有谁见过少女用脚尖走路，或是小伙子用托举抒发对恋人的倾慕？旋转、圆场等在现实生活中几乎可以被认为是发疯的行为，但在舞台上不仅被承认，而且被认为是美的象征，可以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比如我国的三人舞《绳波》，采用的道具是一条绳子，随着剧情的发展，它比拟象征了不同的事件和意义。当舞蹈演员把绳子变换成圆圈滚向对方，象征着爱情的信息；当演员跳旋转双人舞而绳子缠身时，它又象征联结命运的纽带；当三个人一块欢快地跳绳时，人们又看到了一个充满天伦之乐的家庭；当绳子抖动起波。